捣糯糍

记得小时候，每到清明节前，家家户户都要捣糯糍。即把蒸熟的糯米饭，趁热倒进石臼里用木杵捣烂，然后和成一个个糯米糍粑。捣糯糍是个力气活，一般需要两个大男人一起来轮杵。从我记事起，家里的这项活都是由我的两个哥哥代劳，而父亲母亲却负责蒸糯饭、和糍粑。

父亲和母亲抬着木甄把热气腾腾的糯米饭倒进石臼并洒上一点点洋红（当时的红色食用色素）水之后，大哥和二哥各轮一把木杵，在木杵的一头沾上一点点清水之后，一边哼着“嘿呦——嘿呦——”的号子，一边你一杵、我一杵地轮流着捣向石臼的糯米饭中；与此同时，石臼中也响起了“噼啪——噼啪——”的木杵与石臼中的糯米团的碰撞声；两种声音交织在一起，犹如船夫的号子与江水拍岸的声音一般和谐，恰似伐木工人的号子与斧头砍向树木的声音一般合韵，像是在告诉人们清明时节已经到来；刹那间，清明节的气氛便在村庄的每个角落弥漫开来。

当满满的一石臼糯米饭通过木杵在石臼中的捶打、挤压、搅拌，连成了密不可分的一坨整体时，就算大功告成了。之后两个哥哥合力用木杵把这一坨巨型糍粑抬起，放在母亲预先放好的一个洗干净了的木盘中，父亲母亲就开始和糍粑了。

我们这里把和糯米糍粑称为“揪糯糍”。“揪糯糍”之前需要预先准备一盆冷水，主要起到不会粘手和防止烫手的作用；讲究者还会准备一小碗茶油，将茶油涂在手上和出来的糍粑埕光发亮，还有一股淡淡的茶油香。按照我儿时的理解，“揪糯糍”应该要用很大的力气，才能把一坨“大糍粑”分成一个个的“小糍粑”。

父亲搬来坐在一张板凳上，摆出一个前弓后箭的姿势，用左手摁住那块“大糍粑”，右手沾上一点冷水在“大糍粑”上揪了一下，再用力一扭，一个拳头大小的圆形糍粑便出现在父亲的巴掌上；母亲接过父亲手中的圆形糍粑，用双手把糍粑和圆又打扁，开始为糍粑成型，眨眼间，一个饭碗大小的扁圆形糯米糍粑摆放在乌盆（特大的圆形簸箕）上。不大一会，大乌盆上已经摆了好几圈成型的糯米糍粑。此时此刻，我不得不惊讶父母亲的默契，虽然父亲和母亲平常不太搭话，但是这会儿却是配合得天衣无缝。父亲“揪”多少，母亲就能和多少；父亲“揪”得快，母亲和得也快。除此之外，我不得不佩服父亲的“准手”。父亲“揪”出来的糍粑，基本上一样大小，如果用秤来称的话，绝对不会相差一两。

父亲一边“揪糯糍”一边讲故事、讲笑话，母亲却每见到路过家门口的乡亲都要打招呼，并且诚心诚意地拉住人家吃新鲜的糯米糍粑。一般人都因执拗不过母亲的诚意，便会从父亲手中接过一团，吃过之后都会说上一声“多盛”等客气话。看到乡亲们吃了我们家的糍粑之后，母亲的脸上便会露出舒心的笑容。如果谁从家门口路过，不吃我们家的糍粑，母亲的脸上马上会现出不悦的表情。母亲从前说过，最恼不吃人家东西的人。

父亲那一天讲了一个关于清明期间“揪糯糍”的故事，至今还记得一个大概。从前我们村子里有一位穷书生，特别讲礼，在“揪糯糍”的时候，逢人便叫吃糍粑。一般的人知道书生只是出于礼貌性地打招呼，都婉言谢绝书生的好意。碰巧书生的婶婶也从此路过，书生恭敬地把他婶婶拉住，“呸”的一声，向巴掌中心吐了一口唾液，“揪”一团糯糍递到他婶婶手上说：“婶婶，吃糯糍。”婶婶见此情景，急忙推脱，并一边走一边说：“崽啊，我不吃糯糍；崽啊，我不吃糯糍……”

陪清明

故乡的糯米糍粑有两种，一种是用来“陪清明”的普通糍粑，一个半斤重左右；另一种是用来送“添丁”礼的“添丁糍”，特别大一个，有一斤重左右。

每年清明节之前，娘家人都要做糯米糍粑去女儿女婿家“陪清明”，既是清明节的一种礼仪和礼节，也是清明节期间走亲戚的一种方式；一则作为女儿、女婿给娘家辞年的回礼，二则顺便去看看女儿、女婿和外甥、外甥女。礼物只有一种，就是自家做的糯米糍粑。送礼也有讲究，一般是四“份”或者六“份”（“份”，故乡计算糍粑的量词，四个叫一“份”，八份叫一“合”，四合叫一“杠”，两杠叫一“担”）。回礼多以鸡蛋、面条为主。我家三代没有女儿，从来没有见过父亲、母亲提起过要去什么地方“陪清明”。俗话说“一代没女，三代没亲”，更何况是三代没女，哪来的亲戚？但是每年清明时节家里照样会做一些，一来为了我们“止眼浅”，二来这是我们这里的风俗。父亲说，不管穷也好、富也罢，祖宗留下了风俗不能破。不仅如此，在此期间母亲还要为外公、外婆来“陪清明”的回礼做一些准备。

还有一种却是已经确定男女关系尚未结婚之前的男家到女家去送清明礼，也叫“陪清明”。这种礼仪的礼节比较重，主要是用来孝敬岳父、岳母的，至少要一“担”糯米糍粑，还要酒、肉和鸡蛋等其他礼品。当然，岳父、岳母也会给一些米粉、面条等回礼。

送“添丁”礼，是我们这里清明节期间的一件大事，也是最隆重的礼节。“添丁”，顾名思义，就是添了男丁的意思。按照古代的说法，只要是生了男孩子，无论是第几胎，一定要给亲戚家送“添丁”礼。

但是我们汝城没有那么封建，只要是生了孩子，如果是第一胎，无论是生男孩子还是生女孩子，都要给亲戚家送“添丁”礼；以后如果再生男孩子的时候，再送一次“添丁”礼。送“添丁”礼用的糍粑可是一斤重一个的大糍粑，送给岳父、岳母家的至少要一“担”（故乡计算糍粑的计量单位减半，即两个叫一“份”，四份叫一“合”，四合叫一“杠”，两杠叫一“担”），如果岳父、岳母家的家族大、亲戚多，需要两“担”糍粑的也很正常。送岳父、岳母之外的普通亲戚一般是两份或者四份（即四个到十六个），给家族长辈的一般只有一份（两个）。“添丁”礼的回礼比较重，在那个年代，至少是一个糍粑换两个鸡蛋。我家的家族比较大，每一年清明节之前都有很多新婚夫妇生孩子，所以母亲常常为准备“添丁”回礼而犯愁。每到清明快要来临之时，总是嘟哝着：“今年又有好几户人家添了丁。”但是再大的困难也难不倒母亲，提前一个月，母亲就会凑好一些鸡蛋，为“添丁”回礼做准备。

叫地

我们这里把坟墓称作“地”（大概有人死之后回归大地之意），所以把清明节扫坟祭祖称作“叫地”。小时候，我把“叫地”理解为叫醒大地、叫醒深埋在大地之下的祖先。随着年龄的增长，时至今日，仔细想想似乎有一些道理。汝城人“叫地”大概可分为三类，一类是宗族祭祖，一类是家族祭祖，还有一类是家庭“叫地”。

汝城宗族祭祖场面非常宏大，也很讲究。大姓家族，即使一个村庄来两个人，也有几百人参加，还有三眼炮和锣鼓、唢呐乐队等助阵。听老人讲，因为旧时宗族均有山林田土等族产，祭祖的祭品均是整之猪羊，所以在宗族在清明节祭祖时，六十岁以上的老人均可以“散胙”（旧时祭祀以后，分发祭肉，叫做“散胙”）。

随着时代的变迁，“散胙”一词逐渐演变成清明节祭祖聚餐的代名词。新中国成立之后，虽然没有了祖产，祭品的“三狌酒礼”还是要讲的。即使宗族没有钱，来参加祭祖的族人也会按宗族规定交上一定报名费。随着物价的上涨，由最开始的一两块钱逐渐上升到五六十块钱甚至上百元，主要用于祭品、礼乐、聚餐等费用。路途遥远的，还要租用大型客车。现在一些大姓祖宗清明祭祖那种排场真的是无法描述。

家族祭祖却比较简单，一般只是五服之内祭祀他们共同的祖先，也会“散胙”（聚餐）。在家的男丁均可参加，但是按人头必须平摊费用。小时候，虽然只跟着父亲参加过一次家族祭祖，那是祭祀父亲的太祖父。给我印象最深的仅仅聚餐时那几盘大菜，一盘红烧肉、一盘春笋油豆腐大豆油、一盘鸭掌菜煎鸡蛋、一盘豆腐干炒蒜苗、一盘藠子辣椒粉。时至今日，这几盘菜成了我们这里地道的农家土菜、名菜。

祖母去世之后，我每年都会也参与家庭祭祖。家庭祭祖非常简单，只需跟着父亲在祠堂的神龛前行过礼之后，到祖母坟前拜三拜，又跟着父亲原路返回。我感到奇怪的是，从来没有见过祖父的坟。后来问父亲，才略知一二。父亲说，祖父因为抽鸦片，卖完了家里的田产、房产；带着祖母和父亲到县城给财主做长工。祖父死时才三十二岁，父亲刚刚满八岁，无力给祖父下葬。只好请亲戚用一卷草席把祖父卷起，葬在了古县城“校场坪”边上的一个小山包上。到了70年代，政府在那个山包上建了气象站，祖父的坟也随之在这块土地上消失。

近年来，宗族祭祖在我们这块古老的土地上越演越盛，从一个自然村的同姓先祖，到一个行政村的同姓先祖，到一个小分枝同姓先祖，到一个大分枝的同姓先祖，再到县域内的同姓先祖，最后到周边一二十个县甚至几十个县的同姓的先祖，均要一一祭祀。讲究一点的，整个清明节期间，上了年纪的人和那些比较空闲的人大多数时间都用在了祭祖上。

前几年，由于疫情的肆虐，随着乡村振兴的不断推进，逐渐倡导文明祭祀新风尚，故乡清明节“叫地”的习俗也逐渐变得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