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湖南全面深化改革调查与探索
湖南省财政厅 czt.hunan.gov.cn
时间：2016年12月13日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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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记者来到湖南省，就全面深化改革进行了采访调查。在走访中了解到，一些部门领导、专业人士就医疗改革、国企改革、商事制度改革等相关问题提出了相应思考与建设性建议。
“医保”：医药改革关键突破口
《找准医改突破口》是湖南省财政厅欧阳煌副厅长今年8月份刚刚完成的一篇新作，提出了“关于医保制度改革创新的思考”。
医保制度改革创新的思考，最值得关注的就是在于创新。一直以来，因为惯性思维的作用，医改的思路都放在如何解决医疗系统出现的表面问题上，看病贵就降药价，让老百姓吃得起药，药价降低了，不能以药养医，医护人员的收入减少了，就让医院提高医疗服务费用，以保障医护人员的利益不受损。但是将来老百姓再提出医疗服务费用太高，怕是要用降低医疗服务费用来平息患者的不满情绪，然后再提高其他什么费用保障医护人员的利益。这其实是一个被动的解决理念。
解决看病难的问题，就是增加医疗机构的建设，然而，牵扯到大笔资金的问题，也不是说建就能建的。因此就出台了允许医生在外办诊所，搞第二产业，或者兼职，既可以解决医疗机构不足的现象，又可以增加医生的收入，缓解看病难的问题。不过，一位医生的精力是有限的，付出一天8小时的劳动，也会给医生带来疲劳，周末他也需要休息，为下一个8小时积蓄能量。如果在外开诊所，或到其他医疗机构行医，就势必透支体力，影响到原来的工作质量，因为医生是人，是具备特殊技能的普通人，而不是超人。医生兼职，透支精力的作法无异于司机疲劳驾驶，车毁人亡只是时间问题，医生亦复如是，不是累垮了自己，就是出现医疗事故，致病患于死地。
基于上述思维模式想要解决医改问题，如蒸沙石欲成其饭。在没有找到造成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根源究竟在哪里，原因到底是什么，就盲目地应对和解决问题，犹如医生没有找到患者的病因便开药方治病一样，病如何能够治得好？如果以为增加财政对医保资金的投入，使用政府干预的手段降低药价，就可以解决这些问题的话，那就好比瞎子摸象，自以为是罢了，问题不会得到解决，反而会引发更多的问题出现，让政府疲于奔命地四处灭火。
欧阳煌的思考，跳出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治标方法，找到了破解难题的突破口。将“三医”（医疗、医保、医药）的核心“医保”作为破解难题的纲领，“引入市场竞争机制，以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引入商业保险经办基本医保服务，构建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管办分离、相互制约的医保新机制。”
欧阳煌认为，最能够使双方紧密联系到一起的，就是利益。只有利益相关，才能血肉相连。保险公司和医院这一对监管和被监管的关系，决定了保险公司作为医疗保险金使用的监管部门，会对医院做出政府部门不可能付出的监管力度。保险公司会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对医院的用药、处方、住院、诊疗等的报销进行最严格的核对和审查。对医院的进货渠道、药品种类和价格进行严格的管控，势必取消医药公司这个药品入院的中间环节，同药厂共同制定药品种类和价格清单，否则药厂将失去供货资格。因为以上这一切，与保险公司的利润空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欧阳抓住了保险公司和医院这种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约，却又有着不可分割的利益关系的存在，提出政府退出对基本医保基金的“收、支、管”，不做运动员，只做裁判员的建议。指出政府的职能就是做好商业保险公司的监管工作，具体的运营便由保险公司来承担。
“在自身利益的驱动下，商业保险有足够的积极性主动对参保人员的门诊、住院以及第三方责任进行实时、实地和全面审核，有效控制大处方、过度医疗、冒名顶替医疗、骗保等不规范行为，减少医保基金的“跑冒滴漏”。”
如此一来，政府放权减负，专心做好政府该做的监管工作。政府对医疗方面的投入可以变成可管、可控、可预算、可预见的一本明白账。
去行政化：地方国企改革第一步
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
随着以《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为引领、若干文件为配套的“1＋N”政策体系基本形成，国企改革不断迈出实质性步伐。目前，地方国企改革已经进入政策落地期，以混合所有制为导向的市场化兼并重组也将加速，包括整体上市以及整合重组都是地方国企改革的主要方向。
然而，记者在采访中也了解到，有些地方国有企业改制存在避重就轻，如果过不了去行政化这一关，企业改制难言成功。
在湖南，中联重科，这个原本完全国有企业是混合所有制改革中最成功的案例，在全国也是这类改革中最先启动、又是最成功的典型。混合所有制的改革，最为突出的特点就是去行政化。湖南省国资委主任丛培模点出：去行政化的精妙之处就在于断掉企业负责人再回到体制内的后路。
混合所有制的资本分为三部分，国有、社会、民营。这三家的资本混合在一起，组成股份制公司。企业负责人将由股东大会选举产生，负责企业的运营。就中联重科而言，原本国有全资企业变成混合所有制企业，国有资本从原来的100%缩减到16.2%，成为第一大股东。资本值从起初的1200万元（100%），飙升到目前超过124亿元（16.2%）。持股股东的股份不可以随意转让，必须得到大股东的同意方可转让，转让后的股东持股量不得超过大股东的持股量，以防国有资产流失。
看到改制成功的企业，无论是企业自身，还是企业的经营者所焕发出来的那种精神面貌和产生的傲人业绩，丛培模感慨地说，自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特别是在体制内，很难出现优秀的企业家和教育家。究其原因是企业行政化、教育行政化所导致。国有企业负责人，今天可能负责一个企业，明天可能就是一省之长，或许进入某个部委担任部长。高校也是如此，今天的校长，或许就是明天的部长，或者省长，省委书记。鲜有人把事业当作一生的追求，更别提上下求索的精神。
企业负责人或者高校的校长，只是他们脚下再次跳跃的踏板，长此以往，中国难以出现企业家，高校也不再出现教育家。这个现象回答了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高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因为校长大多不安于教育，都在为官职努力，何来精力和愿力培养人才？
去行政化，不是不要校长等职务，不是不要董事长、总经理，而是不能给他们不该有的希望，斩断回到仕途的道路，就是切断了一切不该有的希望。断绝一切可能的退路，一门心思做企业，一门心思做教育，中国何愁没有教育家，何愁没有企业家？
无论是企业还是高校，都是在党的领导下开展业务活动，从事教育事业。
企业的党组织负责三件事：一是基层党的建设，二是企业人员的培养和选拔，三是监督国有企业重大决策，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党委负责人和企业负责人不同，党委负责人是体制内的官员，可以在企业，也可以回到体制内，所以他们不可以像企业负责人一样持有企业的股份，拿企业的年薪。更不可以在企业担任独立董事，参加职称评定。高校的党委书记，也是体制内的官员，他们不可以参加职称评定，教授、院士与他们无关，他们没有资格带硕士、带博士，没有资格开堂授课。他们就是党组织在高校的代言人，负起这个责任就是他们的本职，其余的都是非分之想。他们可以游走于企业、高校、政府部门，他们既不是企业家也不是教育家，他们只是官员，官员只做官员应该做的事情，不可以越界，一旦越界，天下就会大乱。
丛培模的思考和实践，最可贵的是开拓出一种新的思维模式，改革的思维模式。企业、高校、医院还有一些需要出大家、出大师的部门都可以借鉴这种思维模式。
商事制度改革：破除部门利益的“肠梗阻”
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立足经济社会改革发展全局，提出和不断推进商事制度改革。
推进商事制度改革，就是按照发展市场经济的需要，从百姓经商兴业这第一道门改起，以改革工商登记为切入点，通过工商系统的自我革命、主动放权，带动相关部门审批制的改革，减少行政审批，转变政府职能，降低市场主体准入门槛，还权于企业，还权于市场，激发广大群体的创造力和市场经济的内在活力，为公平竞争搭好舞台，为经济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提供制度平台。
然而，记者在采访时也了解到，目前部分地方还存在着改革推进不同步，后续配套措施没有完全跟上，政策措施没有完全落地，后置审批还比较多等问题，影响改革的整体成效。
由于拿到营业执照后的200多个证办理期限要求、职责边界、负面清单等方面，并未在法律法规等方面有严格规定，许可申请人要经历多长期限可取得许可证？未取得行政许可，具体哪些底线不能触碰？这种法律法规缺失和申请企业与政府部门间的信息不对称，可能导致“证”与“照”办理衔接不紧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政府公信力。
因此，有关部门还应在改革措施的深化、细化、具体化上下功夫，狠抓各项政策贯彻落实，进一步释放改革红利。
湖南省工商局局长李金冬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国务院“五证合一”、“一照一码”登记制度落实是顺利的，成效显著。深化改革要首先打破各部门信息“自留地”的意识，要建立统一开放的综合信用信息平台，实现“大数据”共享。
其次，要防止“权没放”的问题。各部门需要废止与“先照后证”相抵的制度，进一步清理不必要的审批和证照，防止审批事项从明的转成暗的、从上面转到下面。各职能部门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权力清单”的划分，履行本部门监管职责，防止“踢皮球”的现象发生。
再次，应积极推行一站式办理、预约办理等服务，最大限度精简办事程序，减少办事环节，缩短办理时限，改进服务质量。要创新服务方式，一次性告知、并联办理、限时办结等制度，消除“中梗阻”，打通群众办事“最后一公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