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的乡愁所系——双峰县荷叶镇。

　　历史上，这里走出了湘军创始人曾国藩，人文底蕴深厚。

　　而在当前扶贫攻坚战役中：双峰是省扶贫工作重点县；荷叶镇现辖38个村和1个居委会中，省识别贫困村12个，建档立卡贫困户3783户11735人，占全镇总人口近五分之一。

　　前些年我回乡，乡邻们总是语气无奈，“地方穷，只有出去打点工”。

　　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发出“精准扶贫”总动员令后，省委省政府把扶贫攻坚列为第一民生工程，荷叶镇很快有了变化。

　　最直观的感受是，乡邻们话题明显多了：水泥路到你家了吗？垃圾怎么归整？搞果园有补贴吗？对党和国家的政策，大家都是一个字：好！

　　我真切地看到了又一场“山乡巨变”。

　　巨变之中，细微见知著。今年春节前后，我走访了解到了三个值得思考的故事。

　　请人贷款的镇干部

　　“扶贫攻坚是荷叶镇发展的最大机会，再不加劲干，我们就浪费了机会，就会成为罪人。”说这话的，是一位镇干部。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攻坚战打响以来，这位干部工作量加了很多，大部分时间是跑村组。

　　去年以来，他和同事们又多了一件事：请贫困户去贷款。

　　贷款本是自主行为，为什么要干部请？

　　这和一项扶贫政策有关：

　　当地种养大户如果要贷款，可走商业贷款，享受常规优惠。对此，有金融机构推出扶贫优惠：贷款给贫困户（每人根据不同情况可获3—5万元不等贷款），再由种养大户归集这些资金，这类贷款利息可再享优惠。而后，金融机构将利息收入，补足贫困户距离脱贫标准的差额。

　　这一优惠推出的初衷是：通过扶持大户搞产业，帮助贫困地区斩穷根。金融机构拿出的真金白银，可以惠及三方：大户能获得相对低息的贷款，贫困户能获得现金补助，基层镇村能完成扶贫任务。

　　但在实际工作中，这一举措出现了“拉郎配”现象，尤其在财力不济而扶贫任务艰巨的县市区及乡镇。

　　在此过程中，有的大户不愿意，因为即便拿到贷款，他每年少支付的利息也相对不多，但手续繁杂；有的贫困户不乐意，因为尽管他能获得补助，但由于是以他的名义贷的款，一旦大户还不上，贫困户就要直接承担还款责任；基层干部们觉得责任巨大，因为只要出现一起坏账，就涉及上十甚至数十贫困户，容易引发群体性上访，出现后遗症。

　　当前，全省各部门各机构都主动投身扶贫攻坚战，干劲十足，举措很多，成效显著。但是，极少数举措在具体落实中略有变形，上述“拉郎配”可能就是一例。

　　针对这一现象，我认为，一定要深刻领会省委省政府提出的“产业发展是扶贫关键”要求，强化三个认识：“精准”才能使巧劲。对于每一个贫困户，尤其是扶贫重地的贫困户，基层镇村应详细摸清家庭情况、致贫原因、思想动向，因户施策，因地施策，拟定可能的脱贫方式，一方面可以更精准对接各类扶贫政策，另一方面可以更精准提供服务指导。“造血”才会有后劲。对于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现金补助虽然能快速脱贫，但容易让其养成依赖思想。扶贫先扶志，我们的政策要明确传导“扶贫不是养懒汉，脱贫更要靠自己”观念。“入股”更会有干劲。对于部分贫困户，可以引导其与种养大户组成合作社，共同入股，承接扶贫贷款，充分发挥生产经营主动性。基层政府和有关部门通过精准指导，帮助其做强产业，共享收益。

　　不愿搬迁的贺大姐

　　“日子想过好，嫁人要往山上跑。”这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荷叶流行的一句俗语。 

　　原因很简单：山上有柴烧。荷叶镇地处双峰县南部，属丘陵地带，位置偏僻。

　　现在，日子要过好，显然不是“有柴烧”就够了。相反的，那些山上的乡邻，陷入了“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的窘境，更让人揪心的是地质灾害隐患大。

　　易地搬迁是让这些乡邻脱贫的重要途径。就全省来说，易地搬迁也是当前扶贫攻坚工作的重中之重。

　　2016年，双峰县正式实施易地扶贫搬迁。荷叶镇认定易地搬迁户482户936人。

　　黄藤村的贺大姐，51岁，家境贫寒，居住条件恶劣，属搬迁对象。

　　尽管搬迁可享建房补贴，镇村干部也多次上门做工作，但贺大姐不愿搬。

　　她有三个顾虑：首先，老地方虽穷，但自己与邻居们熟，并且有亲属照顾，她担心搬迁后会受外姓人欺负；其次，搬迁后分不到田土山，而自己的田土山离搬迁地较远，生产不便；最后，一个看似啼笑皆非的理由是，她已丧夫，自己担心“寡妇门前是非多”。

　　这些顾虑其实反映了乡土社会最本真、最复杂的一面。我在调查走访中了解到，当前易地搬迁面临五个方面的困难：乡土情结深厚。部分贫困户不愿离开熟人社会圈子。建房资金不足。政府扶贫资金不能完全解决易地建房需求，部分特困群众拿不出自筹资金。房屋面积限制。搬迁建房有严格的面积限制，农家生产生活所需的土灶、农具等无处安置。土地交换困难。扶贫户由山区搬迁到平原地区，新宅基地的取得涉及迁入地村民的利益分配。生产生活不便。如果无法换地，搬迁后的贫困户离自己原有田地很远，生产生活又成问题。

　　贺大姐说，如果一定要搬，她就想搬回娘家建房，那样有人照顾。实际上，这一想法很难实现。因为，娘家在另村，而她已出嫁多年。国土所长说：“她不可能取得宅基地，因为这涉及当地村民的利益。除非她迁回户口，但这样村里不会接收。”

　　要解决这些问题，我认为需要加强三大协同：涉地法规与扶贫政策协同。农村宅基地管理是依据《土地管理法》等法律法规确定的，而在易地搬迁工作中，不少核心问题只有通过修改法律法规、完善土地调整与流转政策才能解决。易地搬迁与基础建设协同。有些村民组居住条件差，需要整体搬迁，但如果新修一条进组道路，该组就不需整体搬迁，土地问题也迎刃而解。从投入资金看，修路造价相对更低。政策制订与基层情况协同。“百里而异习，千里而殊俗。”基层情况复杂，诸如建房面积、资金筹集等问题，市县与市县情况不一样，甚至在同一乡镇，传统村落、文物建筑内的住户，情况又与其他住户不一样，难以用统一的政策来要求，这需要强化政策制订与基层反馈的协同。

　　写感谢信的王大娘

　　“我亲戚中没有一个当官和有钱的，但镇上领导和村干部处处为我着想，不是我的亲人却胜过亲人。”

　　口述这封感谢信的是王时秀大娘，年逾七旬，荷叶镇金凤村人。

　　她中年丧夫，自己身患类风湿关节炎10多年，已经残疾，因病返贫。

　　对于这样失去劳动能力的贫困户，只能通过兜底的方式扶贫。但是，解决了低保待遇、进行了年节慰问、确保了基本生活是不是就够了呢？从政策要求看，够了，但从老人实际生活看，并不够。

　　因为老人没有劳动能力，不能捡拾柴火，镇村就帮她建起了液化气灶，定期送气；因为老人房子阶基不平，容易摔跤发生意外，镇村帮她填平了，还装上了防护栏。

　　老人很感动，反反复复感谢党的好政策，感谢基层干部和乡邻。

　　这也让我很感动。

　　村庄是中国最古老最传统的命运共同体，一度面临边缘化、空心化、失序化的强力挑战。但是，通过扶贫攻坚战役，我看到了基层组织的功能补位，互助秩序的激活复苏，以及社会内生向上的力量。

　　这个故事对扶贫攻坚来说也有值得总结之处：对扶贫对象的帮扶政策不宜太固化，多给基层干部发言权。正如涉农资金整合，湖南在51个贫困县开展试点以来，取得了突出成效。因为，只有基层干部，才最了解每家每户的实际。

　　正如杜家毫书记指出的：扶贫开发能否取得成效，关键在基层党组织，关键在农村党员干部。

　　赋权给基层，发挥人民群众的智慧，形成“上下同欲、内外兼修”强大合力，我们就一定能打赢这场攻坚战。

（作者 曾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