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2010年财政部外事计划的安排，2010年11月3日—23日，以财政部干部教育中心副主任贾荣鄂为团长的全国财政系统厅局长赴美研修班一行14人在美国进行了为期21天的培训与考察。在美期间，研修班听取了世界银行学院、有关政府机构的专家学者所作的关于财政发展战略等方面的讲座共13场次，访问了美国总统预算办公室、联邦众议院预算委员会、财政部财政管理服务局、商务部经济发展署、卫生部等美国联邦机构，同时还考察了加州橙郡政府、休斯顿财政局、洛杉矶联邦储备银行和洛杉矶市社区重建局等单位。

　　通过培训与考察，我们对美国的预算政策、收入政策、支出政策、国债政策、财政管理、政府间财政关系等问题有了进一步的了解。特别是对美国的经济刺激政策、地方债务融资、财政信息公开、医疗保障改革等问题有了更加全面而深刻的认识。通过培训和考察，我们也切实感受到，这次学习和交流紧扣时局，内容充实，令大家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识，深邃了思想；同时，我们也深深体会到：随着全球化进程加快，“环球同此凉热”，中国与美国不再是“东方世界”和“西方世界”的两端，也不再是“老师”与“学生”的关系。两国的重大财政方略处在相同语境下，互为锋面、互为范本、互为镜鉴，必定在竞争中共生、摩擦中交融、对照中成长。现就美国财政发展方略四个方面的基本情况和思悟启示汇报如下：

　　一、财政政策提振经济复苏：操作应得法

　　2008年金融海啸肆虐，全球经济泥足深陷，无论是老牌资本主义大鳄，还是新兴市场力量都无法独善其身。对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来说，酝酿危机的外部环境趋同，表现形式相近，但内在逻辑路径也许迥异。通过世界银行学院专家Robert J. Carroll的“美国财政刺激计划”讲授以及对商务部经济发展署的访问及洛杉矶联邦储备银行的考察，美国金融风暴的肇始源头及美国政府阻击金融风暴的政策图景逐渐清晰。

　　从直接原因看，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带来的金融衍生品的滥用、金融杠杆的无限放大、金融交易链条的拉长、金融监管的松懈是导致美国次贷危机的罪魁祸首；但过度膨胀的财政赤字推波助澜，则进一步放大了危机并助长了其蔓延，这种综合效应最终在经济全球化的放大作用下，导致对世界经济的强烈冲击。可以说，金融危机既是货币危机，也是财政危机。从上世纪60—70年代开始凯恩斯主义在美国重新大行其道，为遏制经济衰退，无论是里根政府，还是布什、小布什政府，美国均奉行扩张的财政政策，大力推行“减税”和“增支”政策，尤其是增加国防支出，赤字规模急剧增加，财政自平衡和抗风险能力大幅下降，加大了经济体的脆弱性，同时助长了经济泡沫的急剧扩张。2009年2月，奥巴马签署了7870亿美元的第一轮经济刺激计划，其中35%用于减税，每个美国劳动者最高可获得400美元退税，每个美国家庭最高可获得800美元退税；65%用于投资，重点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和新能源。在第二轮“救市”新政中，奥巴马政府三记重拳分别是500亿美元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及扩建计划、1000亿美元企业研发税收优惠计划以及一项总额2000亿美元的企业减税提议。今年更通过了医改法案和金融改革立法法案。可以看出，奥巴马政府一方面也在谨慎收缩扩张性财政政策的边界，希望重新回归克林顿时代内生均衡式增长的财政政策轨道上，借此调节经济发展节奏，为调整国际经济秩序提供空间；另一方面寄希望于财政刺激政策帮助国民度过时艰，重塑选民信心，积蓄经济长期增长潜力。但现实效果收效不甚明显，世界银行学院专家Robert J. Carroll的调查结果表明：美国经济复苏速度较为缓慢；复苏主要依赖于刺激计划的直接拉动；奥巴马为选民保住和创造350万个工作岗位的承诺未能实现，美国失业率仍高居9%；赤字和债务已达到高位，很多州政府运转困难。可以说，如何保障财政刺激计划的效果，并把握财政政策从刺激走向紧缩的时点，将短期措辞转化为长效政策，是奥巴马政府面临的最大难题之一。

　　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啸虽肇始美国，但中国同样无法独善其身。相比之下，我国经济危机形成机制较为复杂，对此我们有三点判断：第一，实体经济不振是危机基本表征。与美国不同，我国危机更多表现为实体经济的脆弱而非金融体系的动荡。事实上，中国金融市场并非发展过度，而是发展不足，无法灵活高效配置金融资产并为实体经济提供充分多样的金融工具，虽然其封闭性一定程度降低了危机的冲击程度，但也相应降低了实体经济的运行效率。第二，外需萎缩是危机爆发的直接导火索。我国危机传导路径表现为：外需萎缩造成出口增速回落→国内市场竞争激烈程度加大，产能过剩程度加深→投资增速放缓，实体经济下滑，并与全球金融紧缩叠加共振，最终出现金融收紧和实体经济收缩的恶化。由于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已经形成对外部经济的高依赖度，外需恶化直接导致实体经济脆弱度加剧，出口—投资—增长路径难以为继。第三，周期性投资依赖症是深层次的危机病灶。中国已经进入经济增长高度依赖投资的怪圈，以高投资实现资本高积累、经济高增长，而更高增长则需要更高投资，维持和扩大投资率已经成为中国经济“脱不下的红舞鞋”。盲目低效投资，往往造成资源错配、过剩能力积聚，国内消费市场无法提供有效需求，富余产能无法消化，又加大出口压力。从这个角度来看，投资饥渴症不仅积累了出口、消费、投资的结构性失衡，也是出口导向型、要素投入型增长模式和资本密集型产业不断强化的根源。

　　从我国实践来看，经过二十多年宏观调控历程，无论是学界还是官方，对利用财政政策实施紧缩或扩张的反周期操作，已经了然于心。尤其在经济低迷时，通过扩大政府投资的乘数效应刺激需求扩大和经济复苏，在多次宏观调控中都得到了实际运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中，我国政府主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进行反周期调节。6年共发行长期建设国债超过8000亿元，拉动形成35000亿元的总投资规模，每年拉动经济增长1—2个百分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在外需不足、内需不振、经济增速回落的背景下，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取向从促稳健转向保增长，形成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基本框架，4万亿投资计划、十大产业振兴规划等一揽子刺激政策陆续出台。从实践结果来看，我国主要倚重的以政府投资为主攻手的财政救市政策，对抑制经济波动、短期拉动经济触底反弹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受到“路径依赖”效应的影响，往往习惯于运用直接的行政性投资扩张来刺激经济增长，政策所产生的沉淀成本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日趋明显，为将来的经济危机埋下更深的隐患。

　　基于此，我们认为，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财政刺激计划只是拉动经济走出低迷的短期措施，而不应是长期政策导向。针对我国的现状，更要正视长期扩张政策所累积风险，理性节制投资冲动，不能用GDP透支未来。在政策设计上要将反周期应急举措与中长期可持续增长和结构调整有机结合起来，从原来的直接刺激或者抑制经济增长功能转向运用适当的政策工具维持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健康性的“内生”要求。其中的关键就是筑造需求拉动的新引擎，即将投资和出口双重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逐步过渡到以居民消费拉动为主的经济增长模式。主要念好“四字决”。

　　一是“促”。即促进经济可持续增长，有针对性地采取调整次数多、幅度小、时滞短、过程稳的“点刹车”模式，促使经济增长率的“峰谷”处于适度增长区间的可控范围内，排除影响经济稳定的扰动性因素，保持经济发展的良好势头和强劲动力。

　　二是“调”。 即调结构，积极调整消费、投资和出口结构，淡化行政投资型增长，优化投资结构和调控投资增速，促进供给稳定和结构优化；加强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民生投入力度，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不断提高边际消费倾向和平均消费倾向；继续切实转变贸易增长方式和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实现总供给与总需求动态平衡的同时达到推动经济结构优化。

　　三是“控”。即控风险，着力深化改革，完善体制机制，消除造成出口、投资、消费比例失衡的体制性、机制性障碍，克服经济运行各种痼疾，缓解各种矛盾冲突，防止损害经济增长基本面。同时逐渐调减财政赤字和化解政府债务，合理规避财政金融风险，提高经济安全度。

　　四是“转”。即转方式，增加人力资本投资、促进技术进步、保护和激励创新，增进公共基础投资，增强适应开放经济的主动性，从而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有效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以对经济增长形成广泛和持久的推动力。

　　二、地方政府债券融资：监管应有规

　　随着新兴工业化、城市化浪潮的临近，中国地方政府和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一样，都面临着为基础设施建设、医疗、高等教育等地方性公共产品筹资的巨大压力。目前，我国正在开展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清理规范，是地方财政厅局长们最关心的问题之一。为此，我们在加州橙郡政府访问时，与当地官员重点探讨了通过地方政府债券融资、为提供地方公共产品筹集资金的方式、工具、做法等，特别是对地方政府债券的监管和约束机制。

　　为履行地方政府公共产品配置职能，并解决大规模公共投资的代际公平问题，美国法律允许州和地方政府进行债务融资。经过几十年的实践，地方政府债券这种灵活有效的融资工具，已成为美国地方经济发展和城市化加速所进行分散化投资的有益补充，在财政收入和债券市场体系中扮演独特而重要的角色。同时，美国市政债券市场在发行、投资、偿还以及监控方面累积了较多经验，审慎的债务约束和监督机制、健全的财务信息披露机制、预期明确的偿还和救援机制成为地方债券融资的基础性制度安排。特别是橙郡政府1994年因利率对冲基金投资失误导致郡政府破产后，更加大了融资监管力度。这好比给烈马戴上了笼子，有效防止了地方政府在“融资”冲动下超负荷举债，一路高歌猛进同时也可以收放自如，进退有方。

　　首先，美国地方债券严格分为一般责任债券(General obligation bond)和收益债券(Revenue bond)，并且明确区分两者的投资范围、偿还机制和还债来源。一般责任债券以地方政府的全部声誉和信用为担保，并以地方政府财政税收为偿还保障；收益债券与特定的项目或是特定的税收有关，其还本付息来自于特定项目的收入。这有利于投资者根据风险承受能力进行合适选择。

　　其次，美国地方政府一般通过立法明确界定发债权，限制发债规模、融资项目、债券期限等，约束自身发债行为。对一般责任债券，由选民投票或提交议会审批决定。如加州橙郡政府在明确债务融资需求后，先交由律师、规划师、证券师等组成的专家进行可行性论证，由9人顾问委员会初审，再经由民众选举的5人郡政委员会决策。严格的程序增强了对债券发行的约束性。

　　其三，美国采取信用评级、信息披露、反欺诈和操纵等市场化手段，减少地方政府债券违约风险，联邦政府不承担地方政府违约的最后道义责任。

　　其四，美国债券交易市场发达，地方政府债券的投资者包括个人投资者、商业银行、保险公司和基金等。个人和机构投资者活跃，参与度高，在一定程度上也保障了债券市场的安全。

　　美国的地方债券融资模式的蓬勃兴起是建立在财政联邦制基础上，与之相对应的是我国源于单一制的“非正式方式”融资模式，如金融机构贷款、准市政债券、信托融资、BOT融资等。这些融资方式或工具，顺应了地方经济发展和城市化提速的现实需求，也在一定程度上应和了地方追逐政绩的短期行为。但由于这种非正式举债责任不明，行为隐蔽，规避监管，容易导致总量失控、结构失衡、市场失序，地方财政风险不断集聚并逐级放大，就像“脱缰的野马”，一发不可收拾，最后不得不由中央财政充当最后责任人。

　　从长远来看，在中国基本财政制度安排下要求地方政府财政预决算平衡、不允许列赤字、不允许举债的做法已不合时宜。2009 年，在“扩内需、保增长”的内外压力下，财政部开始发行以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政府为发行和偿还主体，总量规模2000亿元，发行期限3 年的地方政府债券。这一“试水”是我国地方政府债券融资模式发生根本变革的积极探索，是“开前门，堵偏门，建篱笆，疏浚途”的关键措施。在地方政府债券发展的起步阶段，我们既要认识到我国在债券市场发达程度、专业化投资群体、独立中介组织方面与美国的差距，循序渐进、稳健有力推进改革；同时也要充分借鉴美国在债券发行约束和监管方面的成功经验，“为烈马戴上铁笼”。

　　一是抓紧研究制定地方政府债券管理办法。在立法层面明确界定地方政府债券的发行、交易、偿还和监管各环节，严格约束政府性负债建设行为，有效防范和化解地方政府财政风险。

　　二是尽快建立地方政府债券管理框架。为推进地方发债常态化，必须尽快建立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的有关机制与制度，包括：建立地方政府债务规模限额管理机制，明确发展速度与财力可能、债务规模与偿债能力之间的联动关系；建立风险预警机制，通过相关指标密切监控投融资平台债务情况，合理预测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以及利率风险；建立地方政府信用评级体系，综合评估经济基础、财政状况、金融生态环境、偿债能力、政策扶持力度和发展潜力、基础设施建设能力；规范项目借贷计划决策—风险评估—报请人大批准的程序，重点审查地方债券发行规模、使用方向、还本付息等；建立财政偿债基金，完善债务偿还机制；建立信息公开披露制度，重点披露债券融资目的及计划、还本付息方式及资金来源、提前赎回条款、发行方式及利率浮动、债券评级等。

　　三是规范地方政府投资机制，从源头遏制举债冲动。要支持地方政府创新城市基础设施投融资方式，构建项目融资、投资银行和资本市场等多种融资方式相结合的融资体系；同时鼓励综合运用信托业务、投资银行业务、金融工程设计等金融工具，分散地方政府直接融资风险。

　　三、医疗保障制度改革：推进应有序

　　医疗保障是一个国家社会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为保障社会成员的健康提供医疗费用和服务的基本制度。改革医疗保障制度，提高公共福利水平，是世界各国的共同目标；同时，医疗服务滥用，医疗保险费用骤增，保障标准偏低，也是世界性的难题。更关键的是，医疗保障是典型的准公共产品，兼具公益性和市场性，在公平与效率之间“走钢丝”往往陷入两难。带着疑虑和问题，我们与美国城市研究所研究员尤金?斯托尔泰进行了专门的探讨，并来到美国总统预算办公室、联邦众议院预算委员会和卫生部寻找答案。

　　美国是市场型医疗保障制度的典型代表。这种制度的优点是市场调节空间大，医疗产品多样化，适应不同群体的偏好，缺点则是政府调控力度小，市场资源配置失灵造成医疗保障覆盖率低、医疗服务水平低。美国历经半个世纪的医疗保障制度变迁，各届政府在提高医疗资源配置效率、扩大保险覆盖面、降低医疗保障成本费用方面作出了持续改革，但效果不尽如人意，医疗费用支出问题始终是政府“艰难的改革” 以及最“漫长的革命”，甚至现行的社会福利制度有可能被高额的医疗支出“拖垮”而走向“破产”。美国医疗费用支出占GDP 的比例在 1995 年以来已超过15%，而在2009 年达到18% ，人均8300 美元，预计到2017 年将达到20% , 人均升至13000 美元。从近几届政府来看，克林顿政府改革方案旨在建立一个雇主缴费型的强制性医疗保险计划, 从而实现医疗保障全覆盖。具体措施包括重组医疗保健市场, 增加消费者选择权, 引入市场机制来控制医疗费用。但该方案因不符合美国“国情”而致流产，在1994 和1995 年被国会否决。小布什政府力主张加大市场化进程，来建立一个国民能负担起的、透明的、可携带的和有效率的医疗保障体制。包括：推广健康储蓄账户，引入联合健康计划，改革医疗责任事故相关法律制度和采用电子健康病历等新信息技术。奥巴马的医疗保险计划，一方面尝试推行全民医保制度，扩大医疗保险覆盖面，为尚无医保的约4600万人提供公共保险医疗福利；另一方面通过全面接管医疗系统，遏制医疗费用的增势，提高医疗服务质量。这一计划有利于改变建立在市场化基础上的美国医保体系零散、分割、无序的状态，但由于改革步子太大，引致了民众、利益集团、地方政府的激烈反对。

　　在我国，同样面临医疗服务需求增长、医疗费用成本上升的现实难题，同时我国国情更具有特殊性：城乡二元型是基本国情，社会转型、制度变迁、结构调整更加剧社会群体分化，医患信任危机等不和谐因素随时可能成为导火索，医疗费用合理负担和保障机制尚未建立，现实支出压力使民众满腹怨言。因此，我国医疗保障制度改革将是一个充满惊险挑战和多重障碍的更为漫长的过程，要求我们既要有顶层设计、全盘筹划的大手笔，又要有适度创新、有序调整的时间表，还要有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审慎。和美国不同的是，我国医疗保障制度是典型的“政府主导”型，我国新医改方案的指导思想是“逐步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目标，提高全民健康水平”。在目前，如何汲取美国的经验教训，探索政府与市场的职能边界，循序渐进推进我国医疗保障制度改革，在公平和效率间求得最优或次优平衡，显得尤为重要。

　　首先，建立较为完备的医疗保障法律体系。美国1935年制定了《社会保障法》，为完善医疗保障制度提供了法律保障。我国也应加强在社会保障、医疗保障方面的法律、法规、规定等建设。

　　其次，健全符合我国国情的政府为主、市场为辅的医疗保障体系。美国目前实行混合型医疗保障制度，医疗保险分为政府团体开办的公立医疗保险、盈利性的商业医疗保险和非盈利性的民间团体医疗保险。其中，公立医疗保险是由联邦政府和州、地方政府举办，帮助弱势人群的强制性医疗保险，包括医疗照顾制度、医疗救助制度、工伤补偿保险等。我国医疗卫生资源以政府投入为主，医疗保障体系层次单一，应转变为由政府负担基本保障，同时激励企业、非营利性组织参与投入的保障形式，进而提高我国人均医疗资源占有量，改善医疗服务状况。财政投入主要用于疾病预防控制、基本医疗服务、医疗困难救助、加大对农村医疗保障的资金补偿等方面。同时，必须看到，美国“混合型”医疗保障体制的分散性和复杂性，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交易费用的增加，因此需要有序、审慎推进我国医保制度市场化进程，尽量避免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

　　其三，加强我国医疗保障制度的管理创新。1970 年以来, 美国兴起管理型医疗(managed care), 采取经济激励和管理创新手段，具体通过医疗费用预付制、医疗保险与服务有机结合等措施，在医疗费用和质量控制间实现平衡。以医疗保险支付方式为例，美国将后付制改革为预付制，并通过预算约束强迫供方承担经济风险，自觉规范自己的行医行为，对预测和控制医疗费用上升取得了较好效果。可借鉴美国经验，改革我国以按服务项目付费为主的支付体制，引进总额预算、项目付费和弹性结算制，合理规范医疗机构调整其利益导向，缓解全社会的医疗压力。

　　四、财政信息公开透明：张弛应有度

　　在考察美国总统预算办公室、联邦众议院预算委员会，学习联邦、州和地方政府预算编制与执行的过程中，我们深深认识到：对美国政府来说，财政信息公开是实现良好治理的重要一环；对我国而言，是财政民主化、法制化的关键一步。但由于两国文化心理、政治体制、风险偏好的迥异，对财政透明度的理解和实践结果也有很大差异。

　　根据国际上对财政透明度较权威的定义，财政信息公开应遵循：(1)明确政府职责和管理框架；(2)公开预算过程，包括预算日程表、预算文件、财政目标和规则、政府会计制度和财务报告、审计报告、财政风险和债务报告；(3)方便公众获取信息，包括财政信息公布的频率、及时性和具体内容：(4)确保真实性，即财政信息公开要进行内部监督和外部审查。在美国，除影响国家安全、外部利益、政府内部关系，涉及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信息可豁免公开外，其余财政信息均应公开。

　　财政信息公开越多越好，透明度越高越好吗?答案显然不会这么简单。正如美国众议院预算委员会首席经济学家Adam. Carasso所说，美国已建立较为成熟的机制和程序保障财政信息公开透明，但由于过高估计民众的接受程度和判断水平，在公开公务员工资福利信息等方面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从美国的实践来看，评判财政透明度和信息公开的有效性，首先要看财政信息公开的实用价值，政府有义务披露公众需要的、并有能力接受的信息，满足不同群体的信息获取偏好，大量公布通用信息反而会造成信息淤塞或信息误读；其次要看信息公开成本，成本一般与财政信息细化度、获取渠道通畅度、获得方式便利度密切相关，并且信息公开的成本应小于其公共收益；再次要看信息公开的后效，公布数据不是终极目的，信息公开是否有效在于能否建立信息反馈路径，通过政府—公众—政府的信息反射弧，体现民主财政的参与性、责任性、回应性。

　　从全球视野看，无论与美国还是与国际性组织(IMF)或地区性组织(欧盟)相比，目前中国的财政信息公开仍处于一个十分滞后的阶段。这种“滞后”看似不合理，实则与我国财政预算改革进程相呼应。从制度层面来看，我国政府会计和财务报告制度不健全，预算信息内容较粗；缺少财政信息公布日程表，财政信息公布范围、频率、程度、形式和质量要求不明确；缺少财政活动问询和公开听证机制，公共资源配置的博弈简化为“举手”行为。从管理层面来看，宏观经济预测和分析系统功能薄弱，中长期预算框架设计、预算执行监控、财政风险防范和绩效评估能力较低，财政信息和政府战略、部门计划、政策意图的结合不清晰。从技术层面来看，财政收支分类科目层次较为简单，财政信息化管理手段落后，效率相对低下。简而言之，我国财政精细化、科学化管理水平不高，影响了财政信息自身的完整性、准确性、规范性，最终降低了财政信息公开实现程度和信息质量。

　　我们应该看到，财政透明度不是孤立存在的，也不是须臾实现的。财政信息公开是一个循序渐进“分步走”的过程，与公共财政制度完善、财政管理模式优化密不可分，超越于目前财政发展实际的所谓公开透明，无异于揠苗助长；财政信息公开也是一个循理握度的问题，必须在现实与目标间考量，在成本和效益间权衡，设计和实现恰当水平的财政信息公开机制。

　　首先，应建立财政信息公开的法律保障。在已经启动的《预算法》修订中，对财政信息公开的内容、方式、频率等进行明确界定。

　　其次，搭建财政信息公开的制度平台。可结合我国实行“间接民主”的现实，借鉴美国预算审批和公开听证程序，对利益相关群体设置财政事项辩论、听证、修改、宣读、投票等制度，并要求财政部门向同级人大报告进一步细化编制内容和口径的预算草案，以及预算执行跟踪问效结果。近期可向公众公布政府的发展规划、政策意图和倾向，以及与预算的联结关系，公布财政决策过程和依据、财政资金分配原则和测算方法、支出标准体系和重大项目申报指南和评审结果等。

　　其三，营造财政信息公开的环境基础。财政信息公开是公共财政体制改革和管理循环的一个组成部分，推进财政管理的“两基”建设，提高“两化”水平，是提高财政透明度的基础和关键。包括：规范财政资金申报、评审论证、绩效考评程序，建立财政资金事前、事中、事后全过程动态监控机制，整合预算编制、执行、决算、财务报告、债务控制等系统平台，加强内部控制、审计监督、业务管理制度建设，确保公共资源配置和使用的“三效”( Economy、Efficiency、Effectiveness)，实现对公共资源的受托责任，等等。

　　其四，设计符合国际规范的财政信息公开框架。在条件成熟时，可组织专家设计符合国际规范的财政信息公开框架，如编制反映政府预算内外活动及结果的政府财务报告书；编制包含或有负债、税式支出和准财政活动的财政风险评估书；编制内部控制测评报告，判断内部控制是否有效，以及是否存在重大控制缺陷。

　　五、几点体会

　　对于美国财政发展方略的解读和前瞻，以及对中国的借鉴与启示，二十来天浮光掠影只是管中窥豹，寥寥数语更难以尽述如此宏大的命题。采撷体会最深的几点汇报如下：

　　首先，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其在财政政策设计、财政管理运行、地方债券融资等方面的成熟经验，为我国提供了一个范本，我们可以从理论、模式、方法、技术等多个层面汲取养分，获得启迪，并进行模仿、移植和再创新，推进我国公共财政体系改革；其教训更应引起我们的警醒，并从制度设计和运行监控等多方面进行防范，以使我们的财政改革和发展少走弯路，节约成本。此次考察，非常重要，也非常及时，代表团所有学员都表示收获很大、启迪很多、感触很深。

　　其次，中美财政发展方略和管理体系，既根植于独特的价值谱系和政治生态，又基于相同的国际背景和发展潮流。我们对美国的考察，不能停留于浅表，应全方位、多角度地开掘、溯源、映射、梳理，今后的考察的形式可更新颖，内容可更丰富，层次可更深入，与美国普通民众的交流可更多些。我们的借鉴，既要“和而不同”，也要“求同存异”；既要仰望星空，也要脚踏实地；既要尊重规律，也要大胆创新。

　　其三，我们也认识到，做了多年的“学生”后，我国财政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有了新突破、新进展，有的在研究深度、操作成熟度以及实施效果上甚至超越了“老师”。如美国财政部财政管理服务局战略部主任介绍：美国国库集中支付的个人医保、养老金仍大量使用纸质支票，电子支票刚刚起步，而我国早已全面推行电子支付，直拨用户账户，在节约成本、提高效率方面更胜一筹，诸如此类。因此，我国的成功做法和经验同样需要“走出去”，走向世界大舞台。只有双向的交流和互动，才能赢得真正的理解和尊重，提升中国在世界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作者系湖南省财政厅党组成员、总经济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