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所见 

　　“有钱没钱，回家过年”。临近年关，与城里相比，平静的村落逐渐热闹起来，种地农民、村镇干部、企业老板、务工人员……乡亲们利用过年的时间聚在一起，“看收入、比生活、谋发展”，不仅仅是“多收了三五斗”。 

　　一是收入高了有盼头。涟源市桥头河镇蔬菜基地负责人王大哥蹲在田头掰指头：整体感觉是 “培训多了、工价贵了、工资涨了”，贫困户的外出务工收入普遍提高，50%的收入增加来自工资性收入；“企业来了、流转快了、种地值了”，贫困户经营性收入紧跟其后，成为收入贡献率第二大因素，“在家门口就能找到事做”，农业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功不可没，特别是不少农民尝试触网，“肩扛锄头、手点鼠标，泥里淘金、网上冲浪，生鲜配送、订单预售，以销定产、产销对接”的电商模式开始冒头，有望跳出“增产不增收”的怪圈。 

　　二是生活好了有甜头。新化县圳上镇早溪村、大熊山林场熊山工区贫困户的生活面貌普遍有了改善，“烂泥路”变成“水泥路”，“土砖房”变成“新楼房”，自来水、沼气、路灯走入平常生活，城里人有的社区健身器材、卫生室也出现在村里，青山绿水上筑起了美丽家园。 

　　三是心气顺了有奔头。贫困户的聊天话语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是“党的政策好”、“习近平总书记的扶贫扶到心窝里”、“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安化县仙溪镇九龙社区（原光明村）吴大姐的儿子考上大学，担心没钱读不了，驻村干部积极了解政策、帮助协调，凭贫困证明减免了学费，吴大姐“心里一块大石头卸下去，干活浑身都是劲”。从这个角度来说，扶贫就是中南海给党员干部和贫困群众系上的一条红丝带，在密切党群干群关系方面发挥了无与伦比的作用。 

　　二、所惑 　　 

　　贫困县干部群众脱贫热情高涨，真金白银投入很大，但一些制约脱贫的深层次问题也浮出水面： 

　　一是扶贫的精准度问题。“贫有百样，困有千种”、“东家想种菜，西家要养羊”、“萝卜白菜，众口难调”，贫困多维化、需求碎片化、调整动态化是常态。同时受农村资产信息隐蔽化、家庭统计体系不健全、指标限制等影响，再加上人为“争贫困”、“装贫困”、“造贫困”，精准识别难上加难。既要针对实际情况“量体裁衣”，又要和群众意愿“无缝对接”，精准的度在哪里、扶持的点在哪里、供需匹配的量在哪里？如果掌握不好，无疑助长了攀比，浪费了资源，徒增了负担。 

　　二是扶贫的动力源问题。基层干部“剃头担子一头热、建完大棚包销路”，贫困农户“靠着墙根晒太阳，躺在路边睡大觉”，“扶而不起、帮而不富、助而不强”的现象存在，甚至还有少数“吃了鸡苗还了债”、用扶贫款“喝点小酒打点小牌”的短视行为。扶贫离不开党委政府的主导力量，但不能唱“独角戏”，更重要的是激发贫困主体的内生动力，甚至不妨后退一步、让渡空间，多做“铺路架桥、修渠引水、搭台助力、兜底护航”的事，少揽“喂饭喂到口、你急他不急”的活，帮助农民在处理成本、报酬和风险中做出合理选择，从而脱贫致富，避免扶贫变成“逆向激励”。 

　　三是扶贫的持续性问题。扶贫具有长期性、艰巨性，并非毕其功于一役。贷款搬迁，“搬出来”能不能“稳得住”，生活习不习惯，借的钱能不能还？种果子建基地，能不能卖出去，收入会不会增加？特惠政策长远效果怎么样，“断奶”之日会不会成为返贫之时？这些不得不打个问号。“萝卜快了不洗泥”，光靠财政短期内吃小灶、“单打一”，不经历思想蜕变、群众认同、市场洗礼、时间检验，扶贫难以扎得下根、结得了果。 

　　三、所思 

　　此次基层调研走访最大的感受是：农村特别是贫困地区，在市场化和城市化的双重压力下，社会资源急剧分化，原本“铁桶一块”的乡村经济“松了铁箍散了框”，农民的状态和需求更趋原子化，而扶贫工作首当其冲面临着联结、重组、融合、优化的挑战。有没有一种扶贫模式，在宏观上能贯通全产业链、放大增值收益、带来整体质变，在微观上能链接到人、激励到人、共享到人，将贫困户从“被扶者”转变为“合伙人”？这需要我们将目光投向农村电商等新产业新业态，拓展产业链、优化供应链、提升价值链，在广阔田野迎接新风口、展示新作为。 

　　那么问题来了，将农业供给侧改革、农村电商等新产业新业态发展植入精准扶贫，怎么看，又怎么干？我认为，电商扶贫作为精准扶贫十大工程之一，将为解决地缘性贫困问题带来全域性、颠覆性的解构和重塑，同时在解决扶贫的精准度、动力源和持续性问题方面，亦有非常之功。 

　　其一，完善现有模式。目前有的地方主要依靠行政力量推进扶贫，需求识别“跑断腿”、供需匹配“操碎心”、结果评估“磨破嘴”，效果却不太明显，应积极引入市场力量、完善当前模式，从而有效矫正资源分配错位、满足贫困个体需求。　　 

　　其二，推进共享发展。尝试建立交互式、共享性、网络化的“电商扶贫”机制，发掘贫困地区资源优势，识别贫困人口意愿偏好，并将两者“最优化”结合，鼓励贫困群众“干中学”，充分激发“局部、碎片、个体”的活力和价值。 

　　其三，厘清事权边界。在“电商扶贫”中建立公共产品混合供给模式，区分哪些是造“橹”，激发贫困户主观能动性，助其投身市场大潮，学会“自己游”；哪些是编“网”，提高公共服务能力，对真正“游不动”的进行兜底。